在程湾镇完全学校，孩子们参加“阳光朋辈”活动。

当乡村青壮年源源不断地输向城市的各行各业时，留下了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无论是4年前全国妇联公布的6100万，还是2016年民政部等部门摸底后公布的902万，数字虽然在“锐减”，但其背后折射的社会问题仍需得到解决。那么，针对留守儿童问题，企业究竟可以做些什么？

3年前，“超级工厂”富士康开始公益探索，从在乡村学校兴建厨房，到在田间地头捐资助教，再到和深圳市源泉朋辈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源泉朋辈”）在河南、四川5所乡村学校联合发起“阳光朋辈”公益实验，搭建孩子的伙伴关系网络，缓解留守儿童心理问题。

富士康进行这场公益实验以来，深圳晚报就一直持续关注该公益项目的进展，并进行了跟踪报道（详见2014年07月28日深圳晚报刊发的《回不去的故园——留守孩子的心灵缺口》、《富士康的“亲情牌”——将企业行为延伸到员工家乡》、《残家福——爸爸妈妈不在》和2016年8月29日刊发的《富士康留守儿童公益实验——一家超级工厂的乡村救赎与种心计划》）。

时隔3年，在“阳光朋辈”公益实验年度结业之际，深圳晚报记者对河南省桐柏县、兰考县开展该公益项目的学校进行回访，实地调研公益项目的进展。

6月16日，一场由深圳出发，跨越河南、四川2省4县5所乡村学校关爱留守儿童的“阳光朋辈”课程结业了。

这是富士康探索关爱留守儿童公益模式的第3年，不同于捐物、支教需要社会不断地输血，“阳光朋辈”嵌入乡村学校的日常教育中，促进乡村“自我造血”。

正因如此，这也是一场见效缓慢的可持续公益实验。3年是一个节点，在这5所留守儿童比例较高的学校里，此前性格内向、孤僻的留守儿童逐渐变得阳光和自信起来。“阳光朋辈”见效了——为留守儿童搭建起了伙伴关系网络和友情支持体系。

富士康探索了关爱留守儿童的另一种途径。

如今，面对这场逐渐成熟的公益实验，富士康更是下定了决心继续坚持下去，也希望更多的人理解这种润物无声的公益理念，并汇集更多的力量，将这个可复制的“种心计划”推广到更广阔的乡村地区，融入到更多乡村学校的日常教育中，缓解不仅仅是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

“我把她们当做妹妹看待了”

这是暑假前“阳光朋辈”的最后一课。

6月6日下午2时许，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程湾镇完全学校70名学生都提前了半个小时来到“朋辈课程”的专用教室——心灵成长坊。

这是一间约30平方米的教室，地上铺着黄蓝相间的塑胶垫，墙四周贴满了学生的各种画作和照片，画上写着每一个人的名字、爱好和性格。教室里还有一个书架，上面摆放着20余本书籍。这是心灵成长坊的基本装饰，简单而温馨。

看到“源泉朋辈”的社工和富士康的心理咨询师，一个月才见一次面的学生兴奋地和她们打招呼，这里的学生都称她们为“老师”或“朋辈老师”。

早到的学生聚在一起讨论即将上课的内容。六年级的刘楠楠是朋辈小组中的组长之一，她曾是一名“流动儿童”，随父母在打工的城市上学，直到五年级才转回程湾镇完全学校，成为了一名留守儿童。今年在她的要求下，父母终于回到家乡，并决定不再外出打工。

这段经历让12岁的她感情比常人更细腻，上课前，她便意识到这是她的最后一堂“阳光朋辈”课程，相比以往的活跃，今天的她显得有些安静。

“朋辈课程”的辅导模式是由朋辈老师用自主研发的心理学课程教材，对小学六年级的学生进行培训，课程内容涉及自我认知、人际交往、情绪管理等方面。然后由六年级的小组长组织四年级和五年级的学生以游戏、活动、竞赛等方式上课。

刘楠楠知道升入初中后，自己参加了2年的“朋辈课程”就结业了。“挺舍不得她们（朋辈组员、老师）的”。

下午2时30分，上课的铃声响起。

不到一会，70名学生迅速分成10个小组，以小组为单位围成一个圆圈，席地而坐，随着朋辈老师陈秋兰宣布上课后，10个小组长开始组织上课。

刘楠楠按下心中的不舍，开始向组员讲解这堂课的主要内容和要求。在讲解的过程中，很快她又恢复了以往的活跃。上课期间，各个小组不时传出欢笑声。

在这堂课中，小组成员之间要玩一个游戏。每个人都在纸条上写下自己的愿望，打乱后进行抽签，谁抽到对方的愿望纸条后，谁就是对方的“小天使”，在保密的状态下默默关心对方一年，每周帮忙做一件小事。

由于刘楠楠小组中一名组员缺席，她代替组员抽了一张愿望纸条。

这是组员陈书琪的愿望纸条，她希望在不开心的时候有人能够关心她，还有帮她把成绩提上去。面对这个愿望，刘楠楠担心上了初中后，时间上和陈书琪不同，一时想不到怎么帮她实现愿望。

“我会想办法帮她实现的”，沉思了一会，刘楠楠说道，“我已经把她们当做了妹妹看待了。”

不知不觉中，“阳光朋辈”搭建起了这些孩子的伙伴关系网络。

看着孩子们上课融洽的场景，陈秋兰因长途奔波而疲惫的脸上露出了笑容。陈秋兰是源泉朋辈的一名社工，也是“阳光朋辈”课程的培训辅导老师，每个月，她都从深圳辗转近2千公里来到河南、四川开展“朋辈课程”。在结课之时，看到孩子们的变化是她最大的欣慰。

重塑朋辈文化

“孩子王”成了优秀组长

3年了，这项见效缓慢的可持续公益实验，在悄然间影响着更多的学生。

令陈秋兰印象深刻的是，去年曾是一个学校里“孩子王”的王强，发生了极大的转变。曾经一度抗拒“阳光朋辈”课程的他，今年成为了朋辈小组的优秀组长。

如今的王强变得“十分懂事”，这是一向对他感到头疼不已的校长在朋辈课程结业之时对他的评价。

王强的变化让源泉朋辈机构的负责人陈娜感到十分意外。2016年，陈娜曾和他进行过一次访谈，这让陈娜印象深刻。这里的学生比较崇尚拳脚，容易形成小圈子，且具有“传承”的传统，王强就是小圈子里的“大哥”。

时隔1年，王强在“阳光朋辈”总结表彰大会上讲述了自己的变化和感受。台下，受邀前来的母亲专注地看着他，儿子的变化让她欣慰不已。

王强的蜕变并不是一朝一夕。

刚当组长的王强在朋辈课中甚至也想过用拳头解决问题。

“阳光朋辈”的开展并不容易，一个月只有两节课，朋辈老师来培训和辅导一次，另外一次由班主任和组长组织上课。

在课程中，组长是最关键的角色，有的组员很调皮，完全不听组长的话，在课堂上捣乱。王强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面对组员闹腾之时，王强曾“不止一次想打他们”，不过最后都忍下了。

这是事后王强告诉陈秋兰的。当了组长之后的王强经常会向陈秋兰请教怎样才能上好朋辈课。当陈秋兰在深圳时，他会把朋辈课的情况通过QQ告诉陈秋兰，还问老师什么时候来，他好提前准备。

“他在当组长的过程中已经意识到了很多事情不是通过拳头去控制，而是需要真诚地沟通，需要承担和付出”，陈娜说，这也正是朋辈课程的意义所在，朋辈课程的关键在于促进了参与者的关系发展，搭建起能够支持彼此的友情网络。

“阳光朋辈”在改变学生的同时，也在改变着学校原生的朋辈文化。

陈秋兰在开展“阳光朋辈”的过程中发现，在留守儿童占比例较大的学校里，或多或少存在着“小圈子”式的原生朋辈文化，许多学生之间的关系是断裂的，往往几个学生组成一个小圈子，互相孤立，形成一种封闭的心理状态。

“留守儿童生活在这样的朋辈文化中，他们需要寻找心理支撑，就得加入小圈子，不然就被孤立，但加入之后，不同小圈子也是互相孤立的”，陈娜表示，想要改变这个存在已久的现象，需要从正确的方向开始引导，建立新的朋辈文化。

陈娜说，朋辈文化的建立是循序渐进的，通过开展“阳光朋辈”，慢慢引导学生建立起友情支持体系。当高年级的学生以关爱的方式对待低年级的学生；同年级的学生不再互相孤立，而是互帮互助之时，原生的朋辈文化就会被逐渐瓦解，从而逐渐建立起阳光、连接和开放的朋辈文化。

建立新的朋辈文化，面对的不仅仅是留守儿童群体，而是全部学生。这需要撕去“留守儿童”的标签，让朋辈课程嵌入学校的日常教育中。

撕去留守标签

把“阳光朋辈”嵌入日常教育

如今，在这5所开展“阳光朋辈”项目的学校里，学生都知道有一门“朋辈课程”。每当远远看到穿着蓝色朋辈文化衫的老师走进校园时，学生都会说“朋辈老师来了”。

在学生的眼中，“阳光朋辈”课程成为了一门“必修课”，他们觉得自己将来也会上这门课。

一年前，当河南兰考谷营中心小学的老师陈素珍还是四年级的班主任时，每当班里的学生看到五年级上朋辈课，学生就会问她，“老师，等我们上了五年级，是不是也可以上朋辈课？”

对学生多次的询问，陈素珍都给了肯定的答复。一年之后，陈淑珍带的班级都参加了朋辈课程。在协助上课的过程中，陈素珍觉得自己带了几年的学生完全变了一个样。“我看到了孩子们以往从未展示过的、率真的一面”，陈素珍把朋辈课比喻为孩子们的“世外桃源”。

感受到班里学生普遍发生的变化，她意识要把这个课程继续办下去，继续给孩子们营造这个“世外桃源”。

“把朋辈课办下去”几乎是这5所学校中老师们共同的想法。程湾镇完全学校甚至打算将“阳光朋辈”课程逐步在全校推广。

程湾镇完全学校校长周勇曾多次参与到“阳光朋辈”课程中，见证着学生言行举止的转变，他觉得课程十分适合在学校推广，从而缓解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

“阳光朋辈”课程在全校推广，意味着不是留守儿童也可以参与。

在陈娜看来，这本来就是一门教育课程，应该回归到教育的本质，不应再贴上“留守儿童”的标签。

一次访谈经历也让陈秋兰意识到撕掉“留守儿童”标签的必要性。2016年，当她在四川省宜宾市屏山县富荣镇中心小学做留守儿童访谈时，许多学生得知访谈名单中没有自己后，跑过来问“为什么没有我”、“我不是留守儿童，但我也想和朋辈老师聊一聊”。

那次访谈结束后，一个哭着的小女孩跑过来问陈秋兰是否可以跟她聊一聊。小女孩是一名留守儿童，父母长年在外工作，由爷爷在家照顾她。但前些天，一直疼爱她的爷爷过世了，她很伤心，但不知如何表达，一个人哭了两个星期。身边的同学不知道她发生了什么事，都以为她在装可怜而孤立她。同学甚至围着小女孩，当着陈秋兰的面说“她是在装可怜，老师不要理她”。

陈秋兰带她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她才说出了这一切。这个小女孩不是朋辈小组的组员，她听说朋辈老师来了，就直接跑过来拦住陈秋兰。后来，陈秋兰把小女孩的事情悄悄告诉了班里的同学，得知真相的同学没有再孤立她，开始主动和她交朋友。

6月15日，这个小女孩得知陈秋兰来学校后，找到她当面表示感谢。一时之间，陈秋兰认不出眼前开朗的人竟是一年前的小女孩。

陈秋兰意识到，“阳光朋辈”课程虽然已慢慢嵌入学校的日常教育中，但还可以继续完善，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拓展。

可复制的公益模式

期待更多社会力量加入

实际上，“阳光朋辈”项目是一个“种心计划”，也是一场见效缓慢的公益实验，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和完善。

如今，“阳光朋辈”显然见效了，无论是学生的变化、家长和学校的认可，都表明了这项种心计划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在朋辈课程结业的现场，看着孩子们的变化，富士康 “阳光朋辈”项目总负责人陈鹏就下定了决心，未来将继续把“阳光朋辈”项目继续办下去，在更多孩子的身上种下希望的种子。

不过，面对中国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阳光朋辈”项目依旧任重道远。

2016年11月，民政部发布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的数据，16岁以下农村留守儿童有902万人。

事实上，富士康这场公益实验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其员工的留守子女。富士康方面表示，“阳光朋辈”项目是结合留守儿童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探索一种科学而可持续的公益模式。当公益模式成熟之后，希望更多的企业效仿，让更多的留守儿童受益。

富士康心理咨询师夏丹告诉深圳晚报记者，“阳光朋辈”课程可以促进留守儿童形成积极的行为习惯和心理品质，使留守儿童间达到朋辈深度连接，建立友情支持体系。朋辈课程见效虽然缓慢，但会逐步内化为学生的思维和观念，对学生的成长具有深远的影响。

历时3年，富士康探索了关爱留守儿童的另一种途径。如今，“阳光朋辈”公益项目已经到了可以推广的阶段了。

“可复制的公益项目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公益模式。”“阳光朋辈”项目的发起人、督导王新红认为，“阳光朋辈”项目有专业的心理辅导课程教材，又有丰富的实施经验，已经成为了一项可以复制，向外输出的公益模式。

那么，究竟怎样才能把“阳光朋辈”模式进行复制，扩展到更多的学生身上，成为了当下富士康、源泉朋辈和学校三方共同思考的问题。

富士康方面表示，“阳光朋辈”是一项具有系统性及长期性的公益项目，富士康将系统化推动其发展。未来，富士康将在当地高校大学生中招募种子老师进行培养，并加强与县级教育部门的结合。

作为企业，富士康在这场关爱留守儿童的探索中，有了更进一步的思考和打算。未来，富士康打算把“阳光朋辈”项目融进富士康战略转型发展实施产业扶贫工程，通过创造更多的就业及发展机会，促进在外务工者回流，让他们可以在离家近的地方上班，在工作的时候同时兼顾到家庭及子女的成长。

富士康招募种子老师培养的计划与源泉朋辈以及当地学校的想法不谋而合。

“乡村学校的教师资源比较匮乏，大多没有心理老师。而朋辈课程需要调动当地学校更多的老师加入朋辈体系中。”陈娜告诉深圳晚报记者，未来将把重点放在培训当地学校老师的身上，真正实现乡村自我造血。

目前，在这5所开展朋辈课程的学校中，直接受益的留守儿童有1643名。当地学校计划通过培养朋辈师资力量，逐步扩大范围，让更多的学生受益。

当然，“阳光朋辈”公益项目扩展的脚步并不止于这5所学校。

对于这项见效缓慢的公益项目，富士康希望有更多的企业和社会力量看到“朋辈计划”的效果，理解这样润物无声的公益理念，汇聚更多的力量，将这个可复制的“种心计划”推广到更广阔的乡村地区，融入更多学校的日常教育中。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刘楠楠、陈书琪、王强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