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缘何成为企业家之城
“深圳之问”
是民营经济之问
深圳商报：观察深圳的世界500强，民营企业被认为代表着中国企业的竞争力。近二十年来，一直有一个“深圳之问”：过去，前来考察的兄弟省份会问：为什么华为、中兴会诞生在深圳？现在，这份“深圳之问”的名单又长了很多，新的名字包括腾讯、包括比亚迪、包括大疆。对于这个存在已久的“深圳之问”，您给出的答案是什么？
王理宗：两个月前，我应邀到武汉进行干部授课，当中的一个话题就是为什么深圳诞生了一批世界级名企。回答“深圳之问”，我们不妨先做一些对比：论城市地位，为什么这些世界级名企没有出现在其他一线城市？论特区背景，还可以问一问同样是特区为什么深圳能够脱颖而出？论基础支撑，缺少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深圳为何能超越名校林立的老牌城市？
世界级名企绝不是孤零零的一棵大树，而是一个生态圈共同作用的结果。关于深圳的企业生态，一直有“大企业顶天立地、小企业漫山遍野”的说法，大企业给小企业创造了空间，小企业同样为大企业提供养分。在我看来，世界级企业的出现是一个必然结果，原因就在于深圳是民营经济自由生长的热土。
深圳商报：世界级名企的“深圳之问”，是否就是民营经济的“深圳之问”？
王理宗：回答世界级名企为何扎堆深圳，首先得回答民营经济为何成为深圳的主力。
民营经济的兴起，有内在动力。深圳是企业家之城，我有一个非学术的解读，那就是大家来深圳就是为了办企业。深圳是经济特区，这意味着深圳从一开始就要滋养经济土壤，要成为企业家能够孵化成长的摇篮。我不讳言，企业家来深圳创业，最原始的动力是赚钱致富，这也让民营企业决策更为快捷经营更为灵活，从而在初期跑得更快。这种致富的欲望，也使得民营企业对生存压力更为敏感，从而对技术创新、转型升级更为主动积极。
谈了内在动力，必须要谈外部环境。首先是政府开明。深圳成立之初就坚持小政府大社会，而且一直在政策上鼓励企业自由发展，比如深圳是全国最早设立民科办的城市。其次是地缘因素，因为毗邻香港，也因为出口为主，深圳企业相较国内企业拥有国际化视野的先发优势。再者是经验优势，深圳企业从诞生伊始就面临市场竞争，和国内同行比拼，和国际对手较量，成功者哪个不是身经百战。
正因为这样的内外因素，民营企业在深圳得以扎根成长。华为、腾讯这样的世界级名企，他们都是自然生长出来的，因为一片森林必然会长出几棵参天大树。
“官不扰民，民不媚官”
也是深圳基因
深圳商报：从您的表述里，我们可以看到深圳民营经济兴起的内外元素，也可以看到企业家精神凝练的历程。在媒体的表述里，一直有深圳基因之说。在您看来，深圳基因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理宗：既然是基因，那么就应该是可延续可代际传递。就以深圳的企业以及企业家榜样来说，我们可以列举华为老帅任正非，处在壮年的有比亚迪的王传福，中生代有腾讯的马化腾，新生代有大疆的汪滔，现在还有一批90后的企业家崭露头角。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深圳企业家以及深圳企业家精神中存在着鲜明的深圳基因。
首先是实业基因。其实大家不难发现，最初的深圳企业家都是制造业起步，其思想根源就是务实的“实业致富”。这种创业理念，使得深圳发展一直坚持实业为主。
其次是市场基因。和深圳一位老领导探讨深圳企业得失，他直言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深圳从一开始就有着“官不扰民，民不媚官”的经营环境。说到底，企业好不好，市场说了算，政府不越位。
再者是文化基因。深圳是移民城市，来的都是年轻人，不仅容易接受外来文化，而且富有创造力，这种城市居民构成是罕见的财富，从而也造就了独一无二的深圳。
还有一个大家不太关注的流动性基因。流动就是不安分，在社会学的解释里代表着开放包容代表着活力潜力。这种流动不光是城市内部的流动，也不仅仅是国内外资源流向深圳，更是深圳的对外辐射。有一个现象很有趣，别的城市都担心企业外迁，但深圳却鼓励企业流动。我非常看重流动，流动意味着原有结构的破坏和新结构的重构，在破坏和重构中一定能够出现颠覆式创新。因为中国改革开放带来了巨大规模的社会流动，深圳正是由此激发的活力推动的结果，而且流动也是深圳城市活力的重要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