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何以能“量产”伟大企业家？
那个时候深圳还没有一家世界500强企业，但今天人们看得越来越清楚，“深圳部落”代表着中国企业的进步方向。
十年后我又写了一篇关于深圳的文章——《当深圳敲门，对上海是阴影还是动力？》，提出深圳经济总量20年后可以超过上海，深圳人均经济指标早已超过上海，且上海难以追上，深圳的创新指标也优于上海。文中所用数据都来自两地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三五”规划纲要。其实，报告中所没有的指标，比如明星企业的数量和经济的人格化代表——杰出企业家群体的数量，深圳更是远超上海。袁庚精神、蛇口精神似乎是一种基因，在深圳代代相传。
我在上海读大学，家在上海，创业在上海，当然希望上海好，不希望被超越。但站在大历史角度，我觉得深圳领先的意义或许更大——它证明了市场经济的力量，它证明了越新越好、越高越好，它证明了新制度的力量和人的力量。
王传福
改革开放后，在中国经济和中国市场持续高增长的过程中，随着“风口”切换，中国不少地方都曾经“量产”某种类型的富豪，单就制造富豪来说，深圳并没有什么特殊性。深圳的独特价值在于，它是“量产”伟大企业家的摇篮，一代又一代充满创新活力的公司在这个摇篮中诞生，成长，走向全国乃至全球。而几乎所有这些公司的背后，都有一个胸怀远大理想的创业者、企业家，从王石、任正非、马明哲、王传福到马化腾、王卫、汪建、汪滔，等等。
任正非
深圳为什么能“量产”伟大企业家呢？从商业文明研究的角度，是因为如下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在共同发挥作用。
外部因素包括制度资本（制度与政策）、社会资本（人口与文化）、自然资本（地理禀赋）和技术资本四个方面。从制度看，深圳是中国制度性交易成本最低的地方，又是从商品市场到要素市场先行先试的试验场；从社会和文化看，深圳是移民文化最浓郁的地方，是人口结构较年轻的地方，是“靠自己永远不倒”的创业与自立文化深入人心的地方；从自然条件看，深圳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离世界最近、得风气之先、贸易条件便利、最容易融入全球市场的地方；从技术看，过去几十年全球经济的驱动力转向信息革命、知识经济，变化扑朔迷离，一切都是平的，哪个地方对旧经济旧产业的路径依赖越轻，越容易走向未来。
王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