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期待着深圳实现“深圳加速度”，积累新的深圳经验，又把新的深圳经验推开到全国。“特区要特”是为了带来成功经验，使得成功经验最终传播到全国，最终要做到“特区不特”，或者说让特区的政策成为全国各地政策，让特区的成功经验成为全国普遍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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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奇迹”的源头是观念转变得更彻底，思想解放更到位，企业家更受尊重，私人产权更受保护，市场体制发育更完善

所谓“经济奇迹”，是指较长时期内实现较为稳定的、较为高速的经济增长，尤其是经济发展。这里，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两个概念还是有差别的。经济增长不一定意味着经济发展，它可能仅仅依赖投入的扩大；经济发展则不仅意味着经济增长，而且意味着科技含量和经济质量的提升，意味着用新组合替代旧组合，意味着实现创新带来的动态效率。显然，在经济增长与发展方面，深圳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深圳的经济体量从1979年的不到2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2.69万亿元，位列全国第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位列全国第一。在发明专利方面，深圳以发明专利申请量82900件排名第二。在2019年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榜单上，深圳企业20家，其中华为位居第4位，正威第7位。

有位国外经济学家曾经以开玩笑的方式说过，实现“经济奇迹”不是奇迹，不能实现“经济奇迹”才是奇迹。他讲的“经济奇迹”不能实现的地方，往往观念落后，思想不解放，不好好尊重企业家，不好好保护私人产权，不好好放开发展市场体制。与此相反，实现了“经济奇迹”的地方，往往要求转变观念，解放思想，尊重企业家，保护私人产权，发展市场体制。仔细想想，如果一个地方照此行事，不实现“经济奇迹”还真的会是奇迹。

许多人为“中国奇迹”点赞，但是我们更需要为“深圳奇迹”点赞，因为“深圳奇迹”是“中国奇迹”中的奇迹。“深圳奇迹”的亮点更为突显。其源头是观念转变得更彻底，思想解放更到位，企业家更受尊重，私人产权更受保护，市场体制发育更完善，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成功的特区。

“深圳奇迹”“深圳模式”“深圳精神”和“深圳速度”已经闻名中外。深圳的历史是无中生有，从有到多，从多到好，从好到优。道德经里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说白了，深圳之巨变，实际上就是“得道”的结果。所谓“得道”，就是正念，改变了观念，端正了观念，结合观念以意志，付诸意志以行动。观念、意志和行动，三者缺一不可。有位经济学家说，只有观念才能战胜观念。这确实是至理名言。

我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开放始于深圳，开放也必然包含了改革的内容。无论是深圳还是全国的改革开放，均得益于邓小平所开创的思想解放大格局。其最瞩目的标志就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当中来。深圳的改革开放，是思想解放的结果。1979年7月2日，深圳开始建设蛇口工业区，炸山填海，打通蛇口五、六湾间通道，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山炮”。建设蛇口工业区，国家不给投资，资金全靠自筹，找米下锅。而此前，在1978年，中央有关部门、省委和深圳（当是还是宝安县）当地政府已经多次研究建设外贸出口商品基地。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还在7月初视察宝安，强调引进香港同胞和外商投资办厂，搞来料加工。蛇口工业区的建设，主要采取与我国政府所属香港招商局合作的模式。当时的招商局副董事长袁庚担任蛇口工业区管委会主任，负责工业区的建设。而且蛇口工业区建设的设想，本来就是袁庚提出。在创办蛇口工业区以来，袁庚带领工业区管理干部，不断打破思想禁锢，提出了一系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观念，解放思想，大胆实践，开展了一系列体制机制变革新举措，推动了蛇口工业区的经济发展。1981年，袁庚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口号，给保守僵化的思想带来了强大冲击力，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响亮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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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经济特区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得益于通过制度变革促成一个庞大的企业家阶层的崛起

按照经济学的理论，企业家是指那些有创新意识的人，企业家最大的特征就是创新，打破旧有框框，创造新的世界。因此，企业家精神不限于办企业的人。

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最初的推动者，都可以称为制度企业家，这在深圳表现尤其突出。制度企业家就是推行制度变革者。推行改革开放，是最大的制度变革。这里，制度企业家关系到一种功能，而非一种职业。他们是履行推进制度变革之功能的人。

3深圳经济特区先行先试，创造了1000多项全国“第一”。改革开放的成就最终需要用经济绩效来说话。而经济绩效的实现取决于经济领域的企业家。

深圳经济特区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得益于通过制度变革促成一个庞大的企业家阶层的崛起。我们一般话语中的企业家是从事生产经营者、生意人。但是，从更准确层面讲，经济领域的企业家与制度企业家一样，也关系到一种功能，而非一种职业。我们可以把经济领域的企业家分为熊彼特型的“创新企业家”和柯兹纳型的“套利企业家”。推行创新者和从事套利者，都是企业家。如果说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侧重分析企业家承担不确定性、推动创新，那么柯兹纳的企业家理论强调企业家承担不确定性，对市场套利机会竞争保持警觉，先于他人发现机会，并组织资源去努力实现机会。对于企业家来说，别人的犯错就是自己的机会。竞争和企业家是市场过程的一个硬币的两个面，两者相辅相成。熊彼特型企业家和柯兹纳型企业家存在着一种自然分工：熊彼特型企业家作为先行者通过创新获得创新利润，柯兹纳型企业家作为后随者通过套利推动产品的量产和销售，推动市场供给朝着假想“均衡点”移动，但由于市场条件不断改变，原有的假想“均衡点”发生变动，企业家的市场供给继续朝着新的假想“均衡点”移动……很明显，企业家永远达不到假想“均衡点”。此外，有些企业家可能既是熊彼特型企业家，又是柯兹纳型企业家。众多企业家参与竞争，无论其属于哪种类型，他们使得市场过程多姿多彩。难怪经济学家拉赫曼把市场过程看作为一种万花筒般的世界。

深圳的改革开放史，是上述制度企业家发展史，更是经济企业家发展史。随着改革开放，深圳涌现了一大批著名企业：华为、腾讯、平安集团、富士康、顺丰速运、比亚迪、华润集团、中兴、万科、招商局集团、正威国际、创维，等等。涌现了任正非、马化腾这样的著名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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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实行众多先行先试的政策，吸纳和习得了很多市场经济运作经验、商业惯例和管理经验

随着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深圳成为全国对外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制度学习的窗口，既是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的第一站，也是内地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的桥梁。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实行众多先行先试的政策，吸纳和习得了很多市场经济运作经验、商业惯例和管理经验，培育了特区开放包容的商业文化。深圳不仅处于“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地位，而且与内地形成分工合作的商业网络，向内地输送管理人才和管理经验。

在1979年设市之前，深圳是宝安县政府所在镇。整个宝安县社队企业应该很少，那时人口主要是土生土长的宝安人和客家人，随着建设深圳经济特区，2万基建工程兵开进深圳，初步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结构。其后，大量潮汕人到深圳来打拼，开启了深圳的买卖生意，兴旺了当地的建筑业。后来又来了很多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地的人，既有打工的，也有做生意的。再到后来，全国各地的人都到深圳来打拼。目前深圳已经是大都市。无论如何，来到深圳的外地人，不管是什么背景“来了就是深圳人”，形成了一种自主、自信、开放、多元、包容、向上的“深派”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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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加速度”意味着需要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更大的经济开放，更强的发展推动力

深圳已经成了巨大的文化熔炉。大量来自国内外、具有不同文化和专业背景的人，来到这个逆袭而生的大都市。其中包括大量的打工仔和投资者。2019年，深圳常住人口1343.88万人，户籍人口为494.78万人，非户籍人口849.10万人。此外，深圳还有818万流动人口。而在设立经济特区之前的宝安县，常住人口据说仅仅为30多万人。根据深商研究会的消息，深圳有300多万家商事主体，每4个深圳人当中有1个商事主体。“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来了就是深圳人”，这些口号背后是流淌在血液中、刻在深圳文化基因上的平等、包容精神。正因为有着这种认同，这些在深圳的经商者和企业家都多少认同自己属于“深商”。

目前，全国各地不仅在津津乐道“深圳速度”，而且有人在开始讨论“深圳加速度”。“深圳加速度”意味着需要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更大的经济开放，更强的发展推动力。

2019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正式出台，要求深圳“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方向前行，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站在新的起点，深圳由此开启了新的征程。

这也意味着国家在推进深圳改革开放政策上提供更大程度的支持，比如深圳经济特区急需在高端人才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方面降低税负。而且低税模式本来就是世界潮流。广东省尽管已经在推行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但是适用此项政策的人员标准较高，口径较窄。深圳能不能“先试先行”，对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实行一种低税模式？我们期待着深圳实现“深圳加速度”，积累新的“深圳经验”，又把新的“深圳经验”推开到全国。“特区要特”是为了带来成功经验，使得成功经验最终传播到全国，最终要做到“特区不特”，或者说让特区的政策成为全国各地政策，让特区的成功经验成为全国普遍的做法。这里，最根本的是深圳要积极输出，全国要积极学习深圳的成功经验。从先行先试到先行示范，深圳要继续勇立潮头，继续当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冯兴元